考核大多依赖下级执法机构的材料上报，有时也从相关机构收集数据。

对宪制的这一界定，得益于施米特对绝对意义上的宪法(Verfassung im absoluten Sinne)的探讨。[16]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国家之间往往会形成一些等级结构，霸权国家高居顶端，之下或许会有一个相互承认大国地位的列强俱乐部，要加入这个俱乐部，既需要证明自己的力量，也需要遵守其所设定的制度门槛和行为准则。

[9]参见〔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1]本书所使用的宪制一词，并非与民法、刑法等并行、作为国内最高法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更不是形式意义上的成文宪法或宪章，它指向的是从功能上将政治共同体整合(integrate)为一体的基本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形式，或政体。一、维也纳体系 国际体系是由诸多相互作用的国际行为体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它不仅指向这些国际行为体，更指向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那些知识、原则、规范、程序等因素，如同一门语言的结构和语法规则。然而康梁的秦庭之哭并无效果。19世纪除维也纳会议外，1856年的巴黎会议以及1878年的柏林会议也称得上congress等级会议，其标志是列强的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出席了会议。

一旦美国对中国有债权，当然会考虑保障中国的偿付能力，因此可能会牵制其他列强的对华恶意。在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府院之争时，康有为致电段祺瑞和黎元洪，指出中国的国力不足以与德国作战：其为胜耶，则全欧危变，何况我之弱乎。执法专项行动常常与运动式执法联系在一起，成为有些学者眼中基层执法不符合法治原则的标本。

因此，条块关系复杂而又重要。与此同时，条条中的上级对下级对口职能部门有法定的指导或领导权，下级要服从上级的指挥，下级党委政府也负有配合上级政府部门工作的义务。执法的协商过程，看不到执法机关的单方面决定性，也鲜见国家强制性和暴力性，执法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再协商，最终结果几乎都是原有权利和利益格局的折扣执行。街头官僚理论从官僚个人、执法环境、官僚组织、执法对象等方面具体解释执法行为。

二是存在根深蒂固的部门化利益，固守既有功能分割空间，不愿意触及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务，对其它部门的入侵有较重敌意，难以自主进行部门合作。在国共内战期间，发展出总前委的机构设置。

不少研究记录了类似的协商过程，包括交警执法、民警执法、工商执法、城管执法等。第四，执法行为规范化，包括执法文书制作和管理、监督检查行为、行政处罚行为、投诉举报的处理等。例如，在较为庞大的公安部门，专项行动可以将民警、巡警、刑警甚至特警等不同警力聚合，提高执法效度，及时解决紧要问题。然而，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专项行动的存在有其道理：在基层社会，一线执法的低可见性、执法事务的复杂性、执法行为的伸缩性凸显了常规性机制的治理困境，专项行动通过建构目标管理责任制、执法锦标赛机制，来激励一线执法、整合执法资源，弥补常规性机制的不足。

如湖北省恩施市2015年对食药所的药品稽查工作的考核包括三大类：基本项（药品案件查办情况）、加分项（重案大案查办情况）、否决项。如何保障基层执法模式始终符合法治常态，则需要另文深入探讨。执法工作没有完全在科层体系中有条不紊的推行，而是超越了规范和程序，运用党的政治党政体制如何塑造基层执法影响力和组织力量进行动员和布置，有助于专项整治问题的解决。群众青睐于到地方党政系统反映问题，地方党政必须有所回应，典型方式是开展专项整治。

国家制度和组织体系的功能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组织网络的运行绩效。现代国家的治理尤其依赖话语模式，它们将表意过程与局部利益合法化联系在一起，是某些支配关系中的不对等。

执法的权威性意志在遭遇挑战时，可以动用国家强制力量予以支持。一些问题常规思路无法解决，往往是到了非常严重甚至诱发恶性事件时，问题才进入党政体制的视野，政策之窗被开启，作为中心工作的综合性执法方案因此呈现。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伦理上向来强调政权的人民性，强调走群众路线，不忘初心，永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革开放后，中央一度讨论过党政不分问题，但很快又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其逻辑前提是，在党的思想领导下，经过政治思想教育的普通群众也可以掌握正确的理论武器，拥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块块治理协同的步骤和机制 条条的推进机制下，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或因执法难度大未能及时解决，已经变成大问题，正常条件下难以解决。这些具体工作有时单独开展，有时则是不同部门联合执法。目前，执法专项行动可能是除了巡查、处理举报等日常性工作之外，各类基层执法机构的最重要任务。

随着中国法律日趋完善，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已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引导和约束。这种背景下，执法必须坚持规范化和专业化。

地方党政在不同条条下达的诸多执法任务中选取最紧迫的作为中心工作，动员一切体制力量予以应对。（二）执法动员体制化 在条条的执法推进机制和块块的治理协同机制中，执法动员都表现出体制化特征，体制内的执法人员遵循既有职能分工，被要求完成本来属于日常工作却在一定时期凸显而亟需治理的任务。

例如，美国的联邦和州分别通过各自的机构履行法定职权，两者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平行存在，互不隶属。党委（党组）领导是指党在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内部建立党组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即所谓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政治伦理的嵌入机制 （一）条块结构的问题 条条的执法推进机制和块块的治理协同机制，两者功能互补，但条块结构并非完全自洽，其中的问题使政治伦理有其用武之地。（一）专项行动常态化 受条条的执法推进机制塑造，专项行动已经常态化。政治学习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为首要任务，目的是使广大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切实增强、工作作风明显改进、德才素质和履职能力显著提升。这种考评指标上的稳定偏好，无疑会对执法人员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从党政体制角度去研究基层执法，构成了执法研究的视角转换。另一方面对科层体系习以为常的一线弃权、自保意识、保守心态、部门化利益构成反动，一定程度上督促依法执法。

第三，执法所要贯彻的法律法规，牵涉到执法对象或相关主体的基本生存。因此，执法受到来自条条和块块两个维度的塑造，其核心在于执法工作如何在条条中推进，以及在出现难办问题时块块如何回应。

党政系统内部，上下级政府、政府与部门之间也缺乏事权和财权划分的清晰法定依据。此后，学者们不断发展和修正这一理论。

政治伦理的实践极为重要，它甚至可以决定意识形态的接受度和党的思想领导的有效度，因为群众不仅要看党政体制如何宣称，更看重其如何行动。人们长期不遵守法律，视法律规范可有可无，形成了违法不究的氛围。最常见的执法协商有几种情形。所有行政部门几乎都有各种考核，包括专项考核、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半年考核、年终考核等。

专项整治结束后，各参与部门撰写总结报告，党政系统根据《考核办法》和《责任追究办法》进行考核、评优、问责等。执法任务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根据完成情况给予奖惩。

而且，西方国家的科层体系较为稳定，对执法体制做形式性预设，不至于严重低估体制环境的复杂性。党的思想领导，实质是要保持官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也就是说，中心工作模式的执法有时有效有时失灵，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执法效果。如违建执法中，强制拆迁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直截了当，往往在拆迁之前已经说服当事人同意，并达成了补偿协议。